疫情下的北京，我们开始骑行
五月，疫情下的交通管制，让许多在北京生活的人，开始骑自行车出行。他们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，意外地和这座城市熟识，在属于自己的城市地图上，渐次描绘出了更多的街道、胡同、店铺，以及红色的宫墙，新绿的树。
疫情前的北京，或许还不足以称得上骑行友好城市，尽管在2020年，北京五环内就已经建成了3200公里的自行车道，但拥堵的交通、糟糕的路况以及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才是这座拥有21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城市的常态。
而在因疫情激发的短暂骑行热潮之下，我们看到了这段特殊时期里，一些弥足珍贵的生活碎片。
非机动车道上，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。骑行队伍浩浩荡荡，右侧是我们这群骑共享单车的人，晃晃悠悠、不紧不慢前进着，左侧不时有专业的山地车、公路车呼啸而过，只留下一个酷酷的背影——戴着头盔，穿着紧身骑行服。还有全副装备的儿童，骑着小一号的自行车，跟在大人车后。
陈晨也是一位共享单车骑友，住在北四环外的望京。下午六点，她会准时合上电脑，骑车出门转转。望京有一条绿道，连接周边几个公园，每天都有骑车与跑步的人。绿道长七八公里，有时她骑完，感觉还不过瘾，就开始往城市中心的街区骑去。没什么目的地，就是出来“透口气”。
原本，陈晨对骑行没什么感觉。她来北京五年，住在望京，工作在海淀区某大厂，都在四环外，几乎过着一种自闭环的生活。去北京二环内，她称之为“进城”。在这座面积16410平方公里的大都会，去哪里，似乎都要以小时为单位计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每次“进城”，她都需要提前做计划，地铁要转几趟，打车又很堵，单程一两个小时很正常。对于她而言，任何临时的邀约，都属于不遵守社交礼貌的行为。
疫情前，如果有人约她出门骑自行车，陈晨一定会还以无法理解的眼神。然而，到了5月初，北京疫情出现反复，开始实施动态调整的临时管控模式，暂停堂食，望京所在的朝阳区提倡居家办公，5月12日起，朝阳路以南地区划定电子围栏，公共交通采取区间运行，多个公交、地铁站甩站、绕行、停运。
没了堂食，出行不便，还要响应国家号召，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和聚集，下班后，陈晨一下子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五一长假期间，她在朋友圈里看到了骑行亮马河、长安街的照片，于是假期过后，一个出门遛弯的傍晚，她也解锁了偶然碰见的一辆共享单车，没想到一下就骑到了长安街，“骑得非常爽”。
就这样，疫情下，29岁的打工人陈晨成了一名新晋“街溜子”。
骑车“进城”，意味着她可以从一整日的工作紧绷状态中，逃脱出来一段时间。尽管一路上，她的手机不断有消息铃声响起，甚至同事可能会突然发来一个远程线上会议邀请，她就得随时停车，坐在马路牙子上接听。
朱迪开始骑行，是在疫情期间一次照镜子之后，她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的生活失控了。镜子里，她看起来浮肿了一圈，哪怕体重秤上的数字只是稍有涨幅，但她强烈感觉，自己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。
朱迪在一家外企工作，公司在朝阳区大望路，周边从4月底就陆续出现多例感染者，多个小区封闭，公司也开始居家办公。最初的一两天，她有些兴奋，她享受宅家的生活，甚至幻想着，这样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，早晨六点开始处理工作，不再需要花费一个半小时，化妆、搭配服饰，下午两点就能“主动”下班了。
疫情前，朱迪有一套极为严谨、规律的生物钟，早晨五点起床，放一场足球比赛当背景音，吃个早饭，精心打扮一番。八点一刻，朱迪出门，通常是穿一身西装裙，踩高跟鞋，干练利落。在公司，她的职场人格是讨好型——面面俱到，长袖善舞，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。外企严格遵循八小时工作制，到了下午四点五十，朱迪下班，晚上的时间她会用来运动、看球赛和学习，偶尔跟朋友出门喝啤酒，几乎从不熬夜。
真实的居家办公，却完全打破了她的预想。首先失控的是作息，她开始失眠，早上醒得特别早，午睡一过，天又黑了。外卖不能进小区后，她减少了吃饭频率，一天只吃一顿。
然后是极度的焦虑。她在外企做政府关系，每个月需要固定拜访政府部门、医院和公益组织，疫情下全部停滞了，而线上的沟通、项目推进极度低效。她可掌控的部分，只剩下前两季度的工作回顾，做汇报。每天睁开眼，朱迪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一下附近的疫情地图，只要还能出门，她一定要出去走走。
“出去走走”这件事对她极为重要，“证明我今天还是自由的。”她住在东二环，尽管小区没有感染者，但位置处于朝阳路以南的电子围栏内，无法打车、叫网约车，公共交通甩站，如果没有私家车，出行就只能靠骑行。
5月，朱迪骑车去798艺术区
疫情下的北京，无数像陈晨和朱迪这样的打工人，跨上单车，成为了“街溜子”。一个海淀区的大厂员工，在每个工作日的午休时间，都会骑山地车去见朋友，全程骑行30公里，聊上几句，又折返继续工作。这成了他的一项日常健身活动。
中关村南大街上，一位大厂女生甚至注册了众包骑手，工作之余骑共享单车送外卖。当她进出超市、饭店、写字楼、居民区，才感觉自己与“附近”有了真实的连接。送外卖的16天，她接了113单，跑了139.4公里。
城市安静下来，人少了，车流散去，初夏的风吹着。陈晨恍惚觉得，自己点开了一个游戏——在北京市区骑行探险。
她不经意和老北京的春天撞了个满怀。二环道两旁的槐树、杨树，树冠阔大，树叶新绿，绿化带中央，碗口大的蔷薇花，开得嚣张。
在此前的很长时间里，陈晨觉得，北京与任何一座大都市没什么太大区别。同样的钢筋水泥森林，同样的行色匆忙的路人，永远拥堵的车流，人们坐在商圈的咖啡店，谈论生意、房价，也谈着恋爱。而此时，她骑行穿过胡同，低矮的平房顶上，野猫飞檐走壁，还有停留的鸽子和不知名的鸟，也不怕人，车骑过，离它一米远，它才淡定地踱步走掉。
她晃晃悠悠地骑到到雍和宫，又骑到故宫，角楼前有人停下来拍照。故宫闭馆，她停在朱漆大门前，想起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听说亲生母亲过世的消息后，溥仪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，穿过大殿、红墙，试图闯过故宫的午门。
她拐进文津街，仿佛一下闯进一幅油画里。街道穿过北海和中海，湖面上停着鲜艳的游船，但看不见一个人，远处是鲜明的白塔，右侧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、国家大剧院，庄严气派。
5月14日，陈晨拍的文津街
陈晨的北京记忆里，从未有过这条街，尽管几年前她刚来北京实习时，就住在国家大剧院背后的老小区。每天早上，她在天安门升旗的国歌声中醒来，匆忙起床，赶公交去北四环外的公司。再之后，她和这座城市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搬到了城市的边缘。骑行，串连起了她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。
到了钟鼓楼，她随意拐进一条不知名的胡同，巷道幽深，如同迷宫，不起眼的小卖部门口，老人搬出竹凳，聊天、下棋，她甚至还能闻到麻酱的味儿。“这才终于有了老北京的市井气息。”
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，陈晨再经过钟楼广场，拍了张照片，背景里钟楼静静矗立，砖红色的城墙前，蓝色的核酸帐篷，人们排着队。历史与当下就在这一张照片里。
随着骑行路线的徐徐展开，陈晨的城市地图里，渐次描绘出了更多的街道、胡同、店铺，以及红色的宫墙，新绿的树。
这段疫情时光之前，陈晨很少能见到这座城市白天的模样，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她总是在早晨挤进地铁，入夜后才回家。原本应该穿梭在城市间的通勤，都在地下空间完成，对城市的变化是钝感的，记忆里只剩下拥挤的车厢，上班的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，挤，挤，还是挤。
突如其来的居家办公前，陈晨的公司刚经历一波裁员，她侥幸没有被末位淘汰。还能留下的同事们，在日报、周报里卷得不行。
出门骑行，让陈晨得以在压力中找到一个短暂的出口。疫情之下，路上车少了，一眼望去，非机动车道上没有乱停的车，心中只觉畅快。行至粗粝的柏油路上，车身颠簸，震得陈晨手腕疼，但她的心情是轻松的，初夏的晚风里，工作了一整个白天的烦闷、焦虑，仿佛都在此刻被吹散了。
有一天，她一路从北四环外骑到南二环，很多次等候在十字路口的，只有她这孤零零一辆单车。她想起了日本电影《生存家族》，当世界失去电力后，人们骑自行车，从东京一路骑到鹿儿岛。
朱迪骑车时，和原来在健身房里的运动感受完全不同。健身房封闭的空间，总让她感觉很闷。而现在，她感觉“敞亮”和随意多了。她有时会骑得很慢，看其他人骑什么车，如果跑步的人超过她，就猛蹬几下，一些骑友速度很快，总是风一般经过，她马上给自己下单了头盔。
每天，她先骑行一段，把车一停，再在空旷的街道上跑步，想怎么跑就怎么跑，到了后半月，她每日运动量达到了近期巅峰。尽管体重的变化不大，但身体的变化却是强烈的，那些失重的、无力的感觉统统消失了，“整个人一下比较通畅，帽子被汗浸透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夏天。”
5月底，她再次穿西装裙出门，处理一些工作事宜。时隔一个月，已经习惯了运动装的她突然很不适应被包裹在套装里，“它仿佛会把你限制住，通过限制你的活动，来体现严谨气质。”
5月，朱迪与朋友常在路边喝啤酒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曾有“自行车王国”的称号，北京街道上，随时可见极为壮观的自行车流。1984年的一张老照片里，摄影师李晓斌的镜头记录了两位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姑娘，正在长安街骑自行车，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扮，老电影《街上流行红裙子》掀起的热潮。
在生活物资必须凭票购买的年代，一辆自行车可谓“一票难求”，改革开放之后，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街头。在八十年代，北京自行车出行比例高达63%，到1995年，千万人口的北京，拥有自行车831万辆。自行车成为结婚时必需的“三大件”（ 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）之一。
老照片里的自行车上，有人烫着大波浪，穿着时髦的喇叭裤，有人挎着公文包，匆匆赶去上班。大块头的“二八大杠”，驮着孩子、爱人，也驮着电视机、沙发。1987年的《北京日报》上，一位来自波兰的专家莱舍克·阿达姆奇克这样写，“骑上自行车，大胆地到北京的大街上，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骑去。我想，只有这时，才能真正感到成了中国的首都——北京的居民。”
即便到了2000年，北京还有38%的人骑自行车上下班。可以说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自行车在北京都处于高光时刻。一位骑友向我回忆，当时市区里的自行车店，比现在的要多很多倍，热闹的街市上常能看到单车店或修车铺。不仅北京，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举办骑游和自行车比赛。通勤之外，自行车成为一项城市运动项目。
但如今，我们骑车出行却变少了很多。这并非是硬件上的原因。如果仅从自行车道的规划来看，北京无疑是最适合骑行的城市之一，除了连接郊野公园的骑行慢跑绿道，2020年北京五环内已经建成了3200公里自行车道，北京回龙观和上地之间，还修建了首条自行车专用路，全长6.5公里，尤其方便海淀区互联网人通勤，骑完全程只需要30分钟，被称为自行车高速，开通三年间，已有524万人次骑车通行。
除此以外，北京的许多十字路口，都有一个专为非机动车设置的“左转绿灯”，时长约为20秒，二环内不少路段，机、非分隔线上有一条立体反光道钉，夜间车灯照射时，反光做出警示。
然而，机动车挤占了原本属于自行车的空间。这座拥有21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城市，超过630万辆机动车，在不同时段行驶在市区4125.8公里的公路上。非机动车道经常成为“免费停车场”。
上世纪“二八大杠”出行的盛况，消失于车水马龙。堵车、机动车占道、逆行的电瓶车，以及从路边突然冲出的行人，消减了人们的骑行热情，增加了骑行的危险系数。很多夜间的骑行者会在车后座加一盏青蛙灯，闪着不同颜色的警示光。一位专业骑友告诉我，骑友们发生车祸事故，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撞上逆行的电瓶车，事发时，一些电瓶车主甚至正低头看手机。
除此之外，在北京，能够舒适骑行的日子并不多，刮风、下雪、糟糕的空气以及春季的柳絮、飞尘，都可能劝退骑行者。自行车，与这座城市的其他地面交通工具一样，充满不确定性，没有人能预知，自己能否如期抵达城市的某一个位置。对陈晨来说，更为妥帖的方式是，出小区，进地铁，四十分钟之后，她准时打完卡，坐在工位上。
而朱迪，尽管在很多个下班走出办公室的瞬间，闪过念头，想骑行回家，但她的西装与高跟鞋，和自行车并不匹配。
疫情管控下，“消沉”已久的自行车出行，出现了一个小高潮。一位骑友所在的骑友群，疫情前只有不到两百人，五一假期之后，忽然涌进来一百多个人，群里变得超级热闹，每天都在讨论自行车和骑行路线。很多新人没有自己的单车，就骑共享单车。
北京市95万辆共享单车被“盘活”了。5月初开始，仅一家共享单车平台在临时封闭的地铁站附近，调运单车就达3万余辆，增派运维人员72人，在地铁6号线的几个正常运营的站点，每天的清淤工作量多达2900辆。
一个周末，朱迪和朋友约在4公里外的天坛东里见面。她走了半个小时，才在一个未封闭的地铁口找到一辆共享单车。回到家，她开始疯狂刷自行车选购攻略，在网购平台搜索，打电话给自行车商铺，但她看中的几辆车一直没货，一些热门款式的自行车，价格甚至有些“飘”了。许多天后，她才终于在网上抢到一辆价位合适的公路车。
一位自行车品牌店的老板告诉我，实际上，这段时间自行车销量并没有爆发式的增长，缺货更主要的原因是，配件工厂由于疫情停工，供不上货。
高涨的骑行热情，或许只是特殊情况下一种短暂的状态，随着疫情的消退，交通管控的解除，北京的路，终将又变回汽车的海洋。
5月30日下午，北京疫情第350场新闻发布会通报，朝阳区除封(管)控区外，恢复公交、地铁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运营服务，由居家办公调整为正常上班。
朱迪和朋友约在798园区附近的一处户外足球场地见面，她骑车出行。三环的主辅路上，车流明显多了起来，自行车则少了许多，她一路猛蹬，担心迟到。
抵达时，许多人已经在那里，踢足球、玩飞盘。时隔一个多月，朱迪再次参加了一场团队运动，“所有人看起来，都比之前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感觉更快乐一些。”
她依然保持着骑行的习惯。周末和朋友的聚会，她常骑车过去，以前一定要坐地铁或者打车的距离，现在对她而言，似乎不再显得那么远。
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，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，不能突然不要它了，不能把它随便停在什么地方。当然最怕它丢了。现在，朱迪连去小区门口取快递，都会绕到车棚，看一眼自行车还在不在。
她突然觉得，或许她需要的并非一辆自行车，而是一种正常、真实的生活。
真实生活包括但不限于，周一，朱迪会去一家汉堡店，店里有买一送一活动，她骑车过去，买两个汉堡，边走边吃，再在便利店买支冰淇淋，然后骑行绕一圈回家。
真实生活还包括，她加入了路边“野餐”，骑到鼓楼，买了炒肝、包子，广场上，居民们在踢毽子、跳广场舞，有人滑滑板，她和男友推着车过去，就坐在花坛边，吃了个饭。
虽然疫情下很多东西都变了，但有一辆单车，她就还能抓住这些——买一送一的汉堡，甜甜的冰淇淋，吹着风的野餐。
最近，朱迪换了份工作，不再需要严格着装，打卡的时间也比较自由，她开始骑车通勤。她还是清晨五点起床，看会儿书，套上运动服，七点半出门，骑车20分钟，到达公司附近的健身房，锻炼一个小时，再洗澡上班。
而陈晨的骑行热情退潮了。5月31日，她经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再次遇上了堵车，一些非机动车道又被占了道。6月6日，北京陆续开放堂食，6月9日起，除部分封(管)控区外，北京各区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全市公共交通也同步恢复正常运营。陈晨感叹，这一段特殊时期的骑行出行，结束了。
5月，簋街上“野餐”的人
取消堂食期间的一个晚上，陈晨和几位朋友约在五道营胡同的酒馆，胡同里店铺基本都关了，只有酒馆在门外支起酒摊，还有调酒师推着三轮车，在附近的广场摆摊。胡同里路灯少，昏黄的灯光下，她们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喝酒，聊着最近的生活，裁员，投简历，面试。
周围不时传来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，单车往墙根一摆，来人站着喝一杯，又骑了车走，还有奔波的外卖小哥。夜深了，胡同里只剩下她们几个人。陈晨原本以为，这场聊天会以一句叹息结束，实际上等到倾诉完，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好了一些。
一个朋友站了起来，说，回家吧。大家这才发现，她们喝酒的地方，正对着一处公厕，但满腹心事的人，谁都没有留意到。她们就这样，傻站在公厕门口，笑得前俯后仰。
真实的朋友见面、喝酒、聊天，骑行很远的路，在这段失序的特殊时期，显得弥足珍贵，哪怕过后，她们都将再次投入新的工作与生活焦虑之中。骑行回家的路上，陈晨路过望京SOHO，虽然暂未恢复堂食，但店里的灯，还在热闹、倔强地开着。灯光的热闹，或许也是维持一种城市的体面。
去年10月，陈晨搬家到了望京的出租房，之后的很长时间，她连捆书的绳子都没有剪开。在这座城市里，她充满了漂泊感，可以随时换工作、随时搬家甚至离开。但最近，她拆开了几摞书，打扫了屋子，把物品一一归置好。这也许是这段特殊的时光送给她的礼物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努力把握住真实的生活。
（陈晨、朱迪为化名，感谢陈静、Dipper、马猴烧酒小圆子对本文提供的帮助）
采访、撰文：肖薇薇
编辑：王婧祎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运营编辑：温温